到了大唐时代，印度文化带来了“神猴”，又为“中国猴”增添了神秘色彩和丰富的想象空间。古印度传世长篇《拉摩亚纳》里神通广大的神猴哈努曼的形象，通过后来产生并传来的佛教文化，演化成了猴头人身的“白衣秀才”，出现在中国说书艺人们的表演之中。宋代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向玄奘法师自我介绍的 “猴行者”说：“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我今来助和尚取经。”至于“猴行者”的绘画形象，则首见于榆林窟的西夏壁画上文殊菩萨之侧，我曾于十多年前趋往拜观。二十多年前在太原一处古刹中见到一元代磁枕，枕侧以写意笔法非常生动地画着孙猴、八戒、沙僧和骑白龙马的唐僧，可见“师徒四人”的形象至少在元代已形成了。历经多少无名文化人和艺人的无数次充实加工再创造，到了明代方由大作家吴承恩总结提炼，写成了妇幼皆知的著名小说《西遊记》。至此“孙猴”已经升华为“齐天大圣”的“美猴王”，最终，完全中国化了的“神猴”足以纵横古今，名扬中处，不愧为“猴文化”的登峰造极！“猴文化”的地位如此昭显，但在纸卷本的绘画领域中，它却姗姗来迟，而且其地位大不如人物道释与山水花鸟等题材。如今，可以追踪寻迹的有宋代的易元吉，他擅画的猿猴，形象写实源自写生，系工笔风格。到了明清时代，偶见猴子骑马看着飞蜂的画面，寓意“马上封侯”，不但立意牵强而且画法腻俗，不堪取法。只是到了“民国”之后，画家中兼涉画猴的才逐渐出现。有受日本画影响的“岭南派”画家高奇峰，以工笔加水墨渲染的“猴”。有齐白石宗师的写意猴，颇似人形。有王梦白的近乎小写意风格的猴。有承扬日本画伯竹内栖凤的刘奎龄、刘继卣父子，前者的工笔画猴形神俱足，写实功底可谓空前，后者继承有度弘扬有方，不但极为擅长写实之画猴，还颖脱出更为灵虚生动的小写意画猴；通观画猴的历史，继卣先生堪称独树一帜。
我画猴，始于爱看猴。走街串巷的耍猴艺人一来，就是孩子们的欢乐天堂！凡去动物园，总要有一多半时间泡在“猴山”。至于有孙悟空的大戏、木偶（老北京叫“耍猴儡<读lì>子”），简直看得入了迷！于是画猴，做泥猴，雕石猴，乐此不疲。以后上了“科班”——中央美术学院，八年之中受的是全面的教育，所画题材自然甚多，但我对猴子，总是难舍难忘的。
我画猴子是谨遵前辈的教导去做的。家父苦禅老人说：“群众喜欢猴，古人画猴的又少，你既然爱画猴，就要用大写意的法子画猴，这样一可补前人之缺，二可以结人缘儿，爱猴儿的都爱看它。”他又从继承发扬前人艺术的角度说：“艺术家凡是有成就的，都是创造了自家艺术形象的人。梨园行的杨小楼、尚和玉、萧长华、谭富英、梅兰芳他们都独创了自己的角色形象。书画界，白石老人学了八大山人、吴昌硕等，却创造了自家的虾、蟹、蛙、蝌蚪等等，老远一看就是齐家的！他对弟子们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学齐老师的艺术精神可别老画虾蟹啦！我就先从画材上跟老师拉开差别，把大黑鸟们——渔鹰、鹫、苍鹭、寒鸦……移进大写意里去！所以齐老师说‘苦禅学吾不似吾’。你以后也要开创自己的画材，创造自己的大写意形象，多画人物和动物，先把握住猴子，它最灵动，又介乎人和动物之间，把握住它再画别的就方便了！”在老人的指引下，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动物速写的练习，并把速写的猴子率先用大写意技法表现出来。应当说我笔下初具“大写意猴子”的自家风格，除了得益于科班与家学之外，也是绝对离不开前辈师长包于轨、张伯驹、许麟庐和刘继卣等先生之指教与鼓励的。（附图为李燕所作《大圣子孙得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