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许多作品收藏在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
代表作品
《理性沉睡，心魔生焉》(El sueño de la razón produce monstruos)，1797年到1799年，铜版画，《奇想集》(Los Caprichos)第43图
《着衣的玛哈》(La maja vestida)，1798年到1805年，收藏于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裸体的马哈》(La maja desnuda)，1797年到1800年，收藏于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1808年5月3日》(The Third of May 1808)，1814年，收藏于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阳伞》(The Parasal)，1776年到1778年，收藏于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唐．曼努埃尔．奥索里奥》(Don Manuel Osorio de Zuniga)，1788年，收藏于大都会博物馆
《查理四世的一家》(The Family of Charles IV)，1800年到1801年，收藏于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唐娜伊莎贝拉》(Donna Isabel de Porcel)，1805年，收藏于英国国家美术馆
《巨人》(The Colossus)，1808年到1812年，收藏于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少女们》(The Young Ones)，1812年到1814年，收藏于法国里耳美术馆
《沙丁鱼葬礼》(The Burial of The Sardine)，1812年到1814年，收藏于西班牙马德里圣费迪南皇家美术学院
《被分割的表演场所》(The Divided Arena)，1825年，收藏于西班牙国家图书馆
《农神吞噬其子》，1819年到1823年，收藏于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作品风格
46岁，戈雅成了聋子。不是贝多芬那样的严重耳鸣，也不是英国画家雷纳尔多的半聋，而是死一般寂静的全聋。喧闹的马德里，在他眼前是无声流淌、跃动的人群。贵族妇女举办的聚会上，闪烁的衣饰，晃动的人影，张合吞吐的嘴唇，吞咽美酒，咬嚼佳肴，撇嘴的讥讽，露出牙齿的大笑，脸部的神情，酒后跳起的放肆、充满情欲的舞蹈。他再也不能靠听来的言语理解这世界——他只有深深地
注视着这些浮动跳跃的影像，用他天赋的锐利目光。
戈雅聋了以后，在西班牙贵族妇女中依然很受欢迎。他是宫廷画师，贵族们找他画像几乎让他应接不暇。女人们尤其喜欢他。在她们眼中，戈雅是画家，更是男人——这种任性的风气一半是西班牙固有，一半因为皇后玛丽·路易萨半公开地有许多宠臣，皇帝查尔斯四世并不介意。贵族婚姻是权力联盟的产物，在此之侧，强烈的感情公然存在。有两位殿下的榜样，上流社会的交往中则不免产生许多风流韵事。
戈雅的地位，也是婚姻带给他的——他的大舅子佛兰西斯科·拜埃是科学院院士，也是国王的首席画师。20岁的戈雅没有考取马德里的皇家艺术学院，便去意大利学画。在帕尔马拿了一个绘画竞赛的奖，又回到西班牙向拜埃学画。29岁，戈雅和约瑟芬·拜埃结婚。佛兰西斯科·拜埃信仰古典主义，熟读温德曼的艺术史。他赏识戈雅的才能，因此经常批评戈雅似乎缺少控制的画法。不过，他把戈雅带到首都马德里，帮他拿下了为皇家壁毯做设计的合同。拜埃去世那年，戈雅为他画了像。画像里没有反映多少尊贵和成就，而是一个眉宇不展，忧心忡忡的平凡人。
戈雅为宫里所做的壁画系列，虽然模仿洛可可风格——这也许是皇后的要求，来自意大利的玛丽·路易萨瞧不起法国人，但每年往巴黎大量订购衣服、油膏、装饰品。画中的人物模特是贵族男女穿了平民女子(玛哈)和平民男子(玛约)的衣服，歌舞游戏，虽然一切都少不了装模作样，戈雅自身的风格也按捺不住地露出头角。肯尼克拉克指出，人物强做欢笑的表情和木偶般僵硬的动作，纯粹西班牙式的阴郁风景，都是日后狂想画的先声。
马德里的玛约(majo)、玛哈(maja)类似北京的顽主。他们以讲纯正、华丽的卡斯蒂尔语为荣，以穿着讲究、标致为荣，以身为古老西班牙的一分子为荣。他们的西班牙，坚忍刚强，嗜血而骄傲。人们喜欢狂暴的娱乐，不但男子必须勇武，女人也很有男子气。戈雅年轻时在马德里，有四年都做玛约打扮。短裤、宽腰带、斗篷，几乎能盖住脸的宽沿帽子，袜子上别着短刀。他在骨子里是个玛约。他的画里，这些扮成平民的贵族们，形貌、动作、情绪反应，无一不假。
在一幅画中，贵妇们扮成平民少女抛稻草人，稻草人柔软的肢体，“女孩们”心不在焉的神情。表演的快乐之下，没有真实的东西。戈雅对虚假和空虚的惊人把握，几乎是无意识地渗透到画布上。虚伪，是超出他能力之外的东西，然而妇女们优美的姿态，红润的面庞，轻盈的运动，亦能取悦观众。
阿尔巴女公爵是西班牙美女，大概也是西班牙最任性的女人。她公然和戈雅去平民区的酒馆，看戏剧，吃饭，她也去戈雅的工作室和他幽会。她丈夫是佛罗里达布兰卡侯爵，结婚后用妻子的头衔成为阿尔巴公爵。公爵性格柔弱，身体更弱，但是他的忽然去世还是激起了马德里的纷纷议论。流言说是女公爵的情人之一，一位医学博士下的手。
戈雅给阿尔巴正式的画像，总显得隔膜。尽管色调整齐又辉煌流动，人的性格却不显露。技巧的完美，模特的完美反而成为了屏障。一幅画中女人的手清晰地指着地面上戈雅的签名——这似乎印证两人之间的联系。
戈雅和女公爵的冲突，按照小说家言，是女公爵对戈雅的召唤，往往是戈雅在国王、王后有差使的时候——并没有和皇后对着干的意思，只是戈雅情欲难捺，女公爵把他的魂都招去了。他不惜编造小女儿生病的借口，不去想自己作为宫廷画师的前途，托辞溜走，去赴约会。后来戈雅小女儿果然生病死了，戈雅陷入痛苦，认为是对自己的惩罚。而女公爵对他忽冷忽热，身边又有其他年轻才俊，更使戈雅情绪如过山车，不能自已。女公爵的脸，是戈雅所看到的真正面目：“是她那漂亮、高傲、十分虚伪、十分天真而又十分淫荡的面孔的本来面目，是享乐、诱惑和虚伪的化身。”
戈雅自认影响他的有伦勃朗、委拉斯贵支和自然。伦勃朗创造了铜版画的几乎所有技巧，伦勃朗的铜版画在于精细，戈雅是充分利用了单一色调所能营造出的运动、情绪与氛围。
盛行于中世纪的疯子和愚人画，也是戈雅绘画的另一主题。显然，这是神权之外的“辖地”，也是相对较自由的艺术表现领域。异端法庭规定不可以画裸体，也不可以画出圣母的脚。而表现疯人院之癫狂的幌子下，尽可以铺陈赤身露体。博西、布鲁盖尔笔下的愚人面目扭曲丑恶，也通过画面上展现他们行径的前因后果，突出愚人在智力上的缺失，而戈雅笔下的疯人体格有如古典石雕般健壮，又被生命的汁液撑得饱满，他们或歌或啸，疯狂更像是外界强加于他们的处境，一种只能如此的宿命。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说，18世纪疯人们的处境变得很糟糕。早几百年，欧洲的疯人们有时竟被当作神秘的预言者，某种黑暗智慧的喉舌。疯人们和麻风病人被赶进医院，戴上锁链，穿上紧身衣，放血，服药，以使他们恢复正常。虽然戈雅被何种情绪推动着作画已不可考，但是压制、枷锁、高墙、坚壁与疯子的自得与自足，处境的悲惨，以及神秘不可知的气氛又是那样紧致地结合在画面上，给观众一种高度浓缩、强烈冲突的复杂冲击。
1814年，拿破仑战败，西班牙回到了费迪南七世手中。新国王没有找戈雅的麻烦，但是希望戈雅画一幅表现1808年波拿巴王朝镇压西班牙人反抗的画。戈雅先后画了两幅。第一幅构图有鲁本斯的痕迹：画面上的屠杀者——深色皮肤的埃及马木留客奴隶雇佣兵正对着观众，瘫倒的尸体是他在版画中常用的双手上摊姿势，也有西班牙青年把骑兵从马上拽下来的英武。然而这幅画戈雅并不满意，遂又画了第二幅，就是《5月3日》。
绘画史上再没有哪一张画，能这样清晰、直接地表现强权对平民的镇压，不绕一点圈子，不讲一个故事，不摆一点姿势。也许正是这张画，让许多人开始喜欢戈雅。
对比《5月3日》与《5月2日》，能看到戈雅在后一张画里抛弃了讲故事，作历史画的企图。人物的服饰，种族特征都简化掉了，根据构图的需求来安排。黑暗也隐去了时代背景和语境，所有精神要素都整合起来，分成为两个对峙的阵营。
军队和士兵，形成严整的一方。军帽、军服、背包、军靴、刺刀、枪，统一在抽象、坚定、有秩序的形里。光从地上的灯笼里直射在被害者的白衬衫上，形成画面最强烈的视线中心。死者和将死的人们形成另一方，或委顿在地，如没有形状和生命的肉块；或掩面不能面对这最后的恐惧，或只有张臂这最后的生理反应。把有力者的严整与弱者的不规整形相对比，通过视觉图式来增强两方强弱的反差，在埃及和巴比伦的古代浮雕中也有类似的例子。然而，《5月3日》的主角是被夺去生命的人们。他们的苦难形成了一个不可撤销的控诉。既是瞬间的，又是永恒的。此画不可超越的艺术效果，使当代宣传画常不免征用它来做设计的素材。
也许因为耳聋，戈雅对嘴特别敏感。他画里人物的嘴绝不相似。一幅画作中的嘴如神秘的无声洞穴，微抿，讥讽，呻吟，质问，嚎叫，内容不可知，反而呈现出人物表情的新解读版本。戈雅把自己的房子称为“聋人屋”,逐渐深居简出，他在墙上画了20多幅壁画，被称为“黑色画”。
1824年，戈雅到法国波尔多定居，4年后逝世。19世纪以降，受戈雅影响的画家很多，如杜米埃、马奈、毕加索。他们从戈雅处吸取养分是有原因的。欧洲，尤其是巴黎，绘画传统太多，他们需要借戈雅的蛮力来突破，他们需要那粗糙、狂野、雄性来惊吓文雅的中产阶级们。然而，戈雅的力量是不可被工具化的，它简单强大，却顽固地居住在图形表达的中心，拒绝被异化进入意识形态范畴。最后几年他留下一些速写，人体、动作等始终最能引起他的兴趣，而他充满情绪动荡的头脑和身体，也慢慢地安静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