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油画自落地之初起，就与“写实”和“写实油画”有着天然的联系，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肇始时期的中国油画就是“写实油画”。在中国油画的一路发展中，“写实”和“写实油画”始终与之相伴。
中国油画发展的历史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变革的历史紧密相连，它是伴随着西方自然知识和其他文化知识一起进入中国的。中国油画发展的起点，有据可查是从明代嘉靖年间葡萄牙人在浙江宁波地区的双屿港建立贸易基地起，将油画这一艺术样式带入中国。稍后的万历年间（此时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油画发展史上重要时期），由于宗教的原因，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把画有天主、圣母的油画作品带入中国。据记载，1610年游文辉的《利玛窦画像》已见写实手法，已有明显的明暗关系，由此可以推断，游文辉是中国较早学习欧洲油画的实践者。到了清代，不少西方传教士为宫廷所纳，其中以清康熙年间入京的传教士兼宫廷画师郎世宁为代表。有的学者从广东外销画研究入手，认为在那里可以找到中国写实油画最初起步的文化现场和艺术作品。有的学者从上海土山湾画馆的探索着眼，认为中国近代油画名家徐咏清、丁悚、周湘、张充仁、张聿光、任伯年等都曾在这里接受过西洋美术教育。“洋务运动”促进西画在中国的传播，新兴美术教育的兴起带动了写实之风。西画群体的崛起也推动了中国写实油画的发展。1915年创立于上海的“东方画会”以群体的形式促进西画的传播，提倡以科学的态度进行艺术创作，主张以写生为主要手段，兼顾室内画石膏像和户外写生，积极提倡户外写生，使写实之风进一步弘扬。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油画进入了一个曲折艰辛的发展时期。这一“艰辛”与民族苦难、国家存亡联系在一起。画家在血液中流淌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艺术与人生的激情，中国油画的发展被融入了重大的现实题材，增强了艺术创作的深刻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革命的现实主义自觉地成为中国油画艺术的主流，写实的现实主义绘画获得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以后的岁月里，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直面现实的中国写实油画历经跌宕、扭曲、反思和理性思考的年月。其间有回归现实的“乡土情”，提倡用诚实的态度去刻画严峻的人生，去表现朴实的乡土题材，揭示生活在艰辛环境中的人们的炽热的温情和高贵的尊严。其间有对于中国写实油画的认真反思，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之上对于中国写实油画的新的认识和新的探索。在看似沉默和历经变数之后，中国当代写实油画依然活跃，趋于成熟。
写实油画一路走来，催生了西方现代艺术各流派，在中国油画诞生之时，也深刻地带有写实油画的艺术屐痕。或者说，在中国油画问世之时，无疑有印象主义及以后各种西方绘画流派的艺术影响，但从本质上说，中国油画在起步之时的基本特征是“写实油画”。中国写实油画的发轫与外国传教士的文化传教有密切的联系，当时传入的西方绘画不仅是油画，还有水彩、铜版画等画种，研究中国写实油画的起步，需要探索西方艺术在传入时依附于多种画种的艺术方法及其艺术精神。研究中国写实油画，还应探究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新文化运动等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大背景，当年康有为虽然对西方油画发展史出现过误读，但对西方油画的写实问题还是有真知灼见，他在《欧洲十一国游记》中盛赞拉斐尔的绘画为“笔意逸妙，生动之外，更饶香韵，诚神诣也”，“以其生香秀韵，有独绝者”，“生气远出，神妙迫真，名不虚也”，这些赞美之词均为“写实”。康有为推崇写实之“经典”，其言深切。陈独秀在《美术革命——致吕征》中也说到“画家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窠臼”。陈独秀关于“美术革命”和“写实主义”、“写实精神”的主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民主精神的弘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这次展览中，显示了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的应有风采。钟涵的《望中犹记，晚潮明处》画得如歌如泣，如铜如铸；杨飞云的《圣洁的爱》透出母亲的慈爱、人文的关怀；孙为民的《北方十月》有北方的豪放、秋日的和煦；何多苓的《飞行的婴儿》有生命的呼唤、人生的回放；张正刚的《空间》有空间的虚拟、时空的浑然；郭润文的《沉静》是动中之静、静中之思；燕杰的《沙漠梦幻曲》是对坚韧的讴歌、对不屈的礼赞；李鑫的《苍山如镜·之五》画得大气磅礴、气概非凡；李新铭的《观战》构思精到而画语朴实、格斗犹酣而气息平和；宋齐鸣的《耕海人》见人不见海，但仍显海的胸怀，反衬耕海人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