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书不入晋终为俗格。那么，魏晋书法为何被摆在如此高度？又为何难以超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魏晋风度”下的魏晋神韵难以复制。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个思想大解放时代。“魏晋风度”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文化符号而载入史册。就书法而言，正如文学进入自觉时代一样， 魏晋时期的书法也从实用目的性逐渐转化为审美目的性阶段，因而也成了书学自觉的时期。
汉代的书法可以说是各种书体臻于完备，其基本格调是以实用做出发点，章法规整，追求整齐典雅，用笔严谨，其中所包蕴的苍茫混沌的自然美，成了后人孜孜以求的目标，尤其东汉时期书家们渴求从草书的墨迹中获得精神快感，认识到了书法可以体现人的品格与风节，并得到魏晋士人的继承和弘扬。
魏晋士人面对社会动乱，作出了“全身远害”的政治性退避，从而把精力投注到书法艺术上来，从对书法的爱恋中寻觅人生的归宿和寄托。 在许多文人士子的笔下，书法已不再是信手随意的书写，而提升到一种更深沉的人生态度和思想文化的境界。与汉代书法比较而言，一种真正抒情的“纯”书法成熟了。在西晋文学家陆机《平复帖》中，每一个字已不再是生硬的符号，而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个性人物，顾盼婉转，灵光飞动。
平复帖
“魏晋风度”在书法上的体现，王羲之是毫无疑问的代表人物。王羲之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在前人无数功绩的基石之上，加以融会、贯通和改进，使纯粹出于自然发展的书法，走进玄远精致的神韵境界。其作品的神韵有二：一是表现多变的技法之美；一是表露种种人格之美。从技法上讲，王羲之书法已变汉代质朴书风而为妍美流变的新体。
南齐书家王僧虔在《笔意赞》中提出的“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可以说是对王羲之及其这个时代书法作品基本特征的准确地概括。从表露人格之美上，王羲之行草书的外在形态率真朴实，章法气韵流畅自然，而内在却涌动着欲罢不能的动荡感，恰好表现了魏晋名士表面风流潇洒，内心却充满哀怨不平的心理和情绪。这种种情感在《姨母帖》和《丧乱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兰亭序》进一步开拓这一文化领域，成为表现种种人格美的最好诠释，表现出书法创作主导趋向从表现自然精神到人自身精神的重心转移。
“神韵”还体现在书法理论上。这一时期书法理论著述相继问世，内容广泛且具有开创意义，代表作有：索靖的《草书势》、卫恒的《四体书势》、卫铄(卫夫人)的《笔阵图》、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笔势说十二章》等。探其肇端，卫夫人和王羲之的书论来源于东汉蔡邕，蔡邕对书法艺术的本质认识包括三个层面，即“神”、“势”、“形”，三者通过创作主体的努力，是能够协调起来并在书法作品中得到充分表现的。在此基础上，卫夫人的《笔阵图》鲜明地提出了“意前笔后”的创作思想，成为书法美学中的经典之语，为书法本体美学地位的确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王羲之曾师从卫夫人，后又转益多师，在卫夫人之后，他的书论内容最为丰富，具有独特的时代审美品性。他的书论充满了一系列具有艺术辩证法意味的书法美学概念，成为此后成双结伴式书法审美概念的渊源。这些概念主要包括：大小、偃仰、缓急、起伏、长短、疏密、强弱、迟速、曲直、藏出、高低、远近、方圆、宽狭、粗细、润涩、盈虚等。王羲之不同于以往书论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形彰势显”说，提出了“形”与“势”的密不可分的共存共生关系。二是“发人意气”的书意论，强调“意在笔前”的创作原则，把“心意”置于将军这一统领一切的地位，并把“意”分解为两个层面：有形之“意”、无形之“意”。
正是在魏晋时期这种文化背景下，在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文人雅士的推动下，书法艺术达到高峰，书法理论也渐入佳境，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书学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