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巧，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恰恰是最晚被发现的。距今三千多年的甲骨文，自一八九九年秋被王懿荣发现以来，迄今已一百一十余年。相对于三千年而言，百年的时光非常短折，然而，对我们人生而言，一百一十年却有点漫长，漫长得几乎让人淡忘了这位王懿荣先生。
王懿荣先生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清史稿》也曾为之立传。由于他发现了甲骨文，引起了上世纪初“甲骨学”的研究热潮，他又被人尊为“甲骨文之父”。坊间传说王兹荣发现甲骨文的故事，略带点演绎色彩。说是王得了疟疾，用了许多药都不见轻。后一名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方子上写有一味叫“龙骨”的中药。他按医生的药方派人到北京老中药店达仁堂抓药。药抓回后王懿荣却意外发现这“龙骨’上面有很多划痕，类似篆文而又不识。他猜测这种划痕可能是上古之人留下的文字，于是他又买回药店里的全部“龙骨”，加以细心研究辨析，终于揭开了甲骨之谜。
而在王崇焕编撰的《王文敏公年谱》里则没有这么玄乎。只是说一八九九年秋，一名古董商人携带从河南安阳县小商屯发现的“龙骨”到京师，让其察看，王懿荣细为考订，审定为殷商故物，并发现其上有篆摘之前的古文字，遂令悉数购归，获千数片。这便是后来震惊世界考古学史的甲骨文。
王懿荣尺牍
但无论如何，王懿荣对于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确具肇始之功。虽说这种发现看似有一点偶然.然而这偶然中却存在着相当的必然。如果王懿荣不是一位金石考古学家，不具有鉴识古物文字的学养与慧眼.那么他就很可能与这一重大发现失之交臂!所以说机遇总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否则的话，即便再多的“甲骨文”，不也一样捣碎熬成汤药喝了了事?若如此，中华文明史至少有一章将重写。
王懿荣出身于山东福山的名门望族，世代为官，而且是诗礼传家，先祖中不乏博闻经史、通达学问并有著述行世者。祖父王兆深是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父亲是拔贡，以道德学问著称，也酷爱金石古玩。虽说他五岁时家遭变故，祖父王兆深获罪被遣戍新疆并抄没家产，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对一个庞大的文化世家而言，王懿荣儿时所受的正规教育并未因此而影响，他的业师不是举人便是翰林，个个都是饱学之士，这为他后来成长为晚清一流学者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且受家学的熏染，王懿荣从青少年时代，就对金石古物抱有浓厚的兴趣，大凡上古彝器、宋元佳椠、金石碑版等.他都喜搜藏研究。甚至有时不惜典卖妻子的首饰物品，倾重金而购之。对此，同为世家出身的夫人黄氏非常理解，并日:“明珠白璧，异日有力时.皆可立致之。惟此等物事往往如昙花一现，撤手便去，移时不可复得，后来纵有奇遇，未必即此类中之此种也。”
与无聊的官场仕途相比，王懿荣似乎更热心于金石书画上的研求。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廿年冷宦意萧然，好古成魔力最坚。”“从来养志方为孝，自古倾家不在钱。”通过多年的校勘研究，一八八一年，他撰成了《南北朝存石目》。在该书序中他写道:“……前后十九年中，探索借读、往返商榷者，为胶州匡鹤泉师、吴县潘郑完师、江阴缪炎之师、潍县陈寿卿丈、诸城尹慈经秀才、会稽赵伪叔大令、吴县吴清卿太仆、光山胡石查永部，考订违合，剔抉幽隐，则大兴孙问羹兵部、铜梁王孝禹工部、永明周季编修、会稽章硕卿大令之力为多。利津李竹朋丈、大兴刘子重刑部、绩溪胡甘伯户部、诸城家戟门刑部叔氏亦尝有事于此，今墓木已拱，竟不及见此刻之成也，悲夫!”
这有点类似当今某书著成后，作者于序跋上所列的师友致谢名单，但从中可看出，与王懿荣在学问上切磋往还的前辈，多为如潘祖荫、缪荃孙、吴念斋、赵之谦、陈介棋、胡笙甫等一代金石文字学大家，所谓“近朱者赤”，在这样的人文环境熏陶下，对王懿荣来说，学问识见的日益长进是毋须置疑的。
在学问之余，王懿荣的书法造诣也非弱项。他擅真行篆隶，尤以行楷书名世。据说，当时就有“翁(同龢)、王(懿荣)、何(绍基)、戴(彬元)书法四家”的美称。马宗霍在《书林纪事》中云:“王懿荣工行楷书，尝云作一字须含十二意。光绪甲午大考，由三等改一等，人直南书房。尚方贴络所需，其章幅稍大者，孝钦后必降口敕曰:令王懿荣书。”王懿荣五十岁后，晋升翰林院侍读，得以入直南书房。所谓南书房行走，就是皇帝读书的“辅导员”，能经常接近皇帝，或为皇帝鉴定书画，或代笔写个敕诰之类。这充分说明王懿荣不仅在金石文字上有渊雅的学识，而且书法也一样获得皇上的赏识。
王懿荣的行楷书，虽有清人馆阁体之雍容，但也不失庙堂之正气，浑厚丰满，端庄稳健。倘观其书法渊源，也不难看出，其书受李北海、颜鲁公、柳公权、苏东坡、黄山谷等数家之影响，而其中得李、苏两家最多。他曾有一段写李邕书的跋语，写得颇妙:“余始得李邕书，不甚好之。然，疑邕有书名，自必有深趋，及看之久遂知他书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笃。譬如结友伊始也难其合也，必久后乃从邕书得法。”得帖犹如交友，此理确实成立，有的初识尚不能觉出对方之妙处，然深交则愈觉愈有味也。
除了行楷书外，王懿荣兼擅篆隶，其篆书学天发神谶碑，参以徐三庚的秀逸;隶书则取法礼器、乙瑛诸碑。据说在京城的古玩学问圈内，王懿荣也颇负博雅盛名，一些京都士子名流，辄以“但愿一识韩荆州”为幸。而王懿荣也有调皮的生性，他给造访者特制了三种“名片”:对那些只通八股文者，用楷书名片.对稍通古今学却无专长者，用隶书名片。对专精汉学，又旁通金石文字者，则用小篆体。此等谐趣之举，在京城居然一时传为雅谈。
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状元、书法家陆润庠对王懿荣的字曾有“刚健清华，无美不备”之评语。这“刚健清华”四字，不光是对王懿荣书法之评价，甚至也是对其文人风骨的赞美。我们知道，就在他发现甲骨文的第二年，正是八国联军打进中国之时。时为京师团练大臣的王懿荣，在此危难时期率练勇在东直门抗敌，然人心惶乱，练勇溃不成军。王懿荣知大势已去，夜半时分，他徘徊于京寓庭院，深感愧疚。翌日清晨，当获悉慈禧率光绪及王公亲贵于早些时已往西逃去，他则对家人道“吾可以死矣!”并用他“雍容刚健’之楷书，挥笔写下了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之其所止，此为近之。”书罢则服毒吞金，再携家人投于庭院的水井中，壮烈殉节，时年五十六岁。这纵身一跳，充分体现了过去文人宁取义而不苟生的铮铮风骨，令人钦仰!
（ 载自管继平先生2015年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