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诗云：“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感叹旅途仓促，不便执笔作文。如果携有上图中这种文房墨斗，人们就不必再“凭君传语”，可以随时将笔墨取出，尽情书写，寄意传文了。
这堆形似烟斗的金属老件，造型别致，包浆明显，斗中可以蓄墨，柄内可藏笔，是一种将存笔与储墨两种功能合二为一的古代文房用具。这里面有手工锻造的，也有机器打磨的，有些来自日本，也有从晚清、民国传继至今的，在古玩市场中颇为罕见，识者不多。最初，许多玩家见到它时，不仅叫不出它的名称，对其来源与功能也是众说纷纭，甚至有人认为它是方便隐藏的小型烟枪。可是它的金属管尾端是封闭的，自然无法做烟枪，后来有人在它前端的斗盒中，发现了已然脱胶的墨块，由此将其定为文房用具的一种。
文房墨斗的出现时间，据说是在清代中、晚期，由东洋传入，其日语名称唤作“矢立”，传入后应用于一些文士与师爷的手中，传播不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钢笔出现后，被逐渐取代。由于应用时间短暂，范围狭窄，史籍文献中鲜有记述，文房墨斗一直未能形成规范的中文名称。人们只是依其形制与功用简称为“墨斗”，为了与木匠使用的墨斗有所区分，常常在前面加上两个字，称为“文房墨斗”、“笔存墨斗”或 “随行墨斗”。
一枚形制规范的文房墨斗，长度大约在20cm左右，高约5cm，可分为存墨的斗盒与装笔的柄管两部分。柄有直柄与弯柄，柄上穿孔或带“鼻”，用以系绳。有些柄管内被分为两格，除装笔外，还可以装入一枚小小的裁纸刀。斗盒的形制各异，以长方的箱形居多，上面装有带折页的斗盖。在一些斗盖与柄身上可以看到漫漶不清的错银纹饰，饰以东洋风味的云纹或莲花纹。有些墨斗的柄身下面镌有日本著名铜艺作坊“龙文堂”的刻记铭文。这些小巧精致的随身墨斗，可以拢在袖中，也可以插在腰间，出行携带极为便利。
目前文玩市场中所见的文房墨斗，多为黄铜、红铜所制，包浆熟滑，错以金丝银线，工艺精湛。另有龟甲、藤、竹、象牙、银、陶瓷等材质，在国内并不多见。早期的文房墨斗多为手工锻造，在细节处仍可看到人手磨制的痕迹。机器制造的年代较近，上面的花纹刻饰比较精致。据说此物最初都裹有一层皮囊，起保护作用，方便悬带。但可能年代久远，皮革容易碎烂，至今所见的文房墨斗，未曾见过配有原装皮囊的。
在所有的文玩清供当中，文房墨斗只是一件来自异域的小件杂项，但其独特的形制与功能，吸引着许多玩家的注意。晚清以来，内廷文玩器皿的制作日渐衰落，一些传统的工艺渐失精致、慢慢失传。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文玩制作开始借鉴外来的器物工艺，进行仿制或直接应用。文房墨斗传入中国后，是否发生了独立的演变历程和用途上的改变，是一个值得探究的文物趣题。
论及文房墨斗在国内的用途，有一种科举用具的说法在网络上流布很广。据称士子在进入考场时会随身携带墨斗，一旦墨不足时可以挖其中的墨来备用，是一种考生专用器具。这种说法只属臆测，尚有值得推敲之处。清代科举所考的八股文对字数要求十分严格，一般士子对文章墨量不会毫无准备，而且当时铜制墨盒已经发明，蓄墨充足，多带一根墨斗颇显累赘。斗柄中的小笔直径不足5mm，用来科考作文很不方便，在考场并无用武之地，倒是在一些仓促临时的场合更能发挥其作用，方便快捷，适合速记。所以，从文房墨斗的特殊形制与功能上考虑，应该是一些师爷文吏所喜爱的常用装备，这和日本最初由武士携带的传统有着很大区别。
在传入中国之前，这种兼蓄笔墨的随行文具已经在日本经历了漫长的演化。“矢立”的名字最初来自于武士背后的箭筒，因为古代的武士习惯将砚台放在箭筒下面的匣子中，矢立于上，所以称这种砚台为“矢立砚”。其后武士的随身文具经过一体化的改良，使其更易于携带，名称也沿用了之前的叫法，唤作“矢立”。最早的矢立出现于镰仓时代，大多为扇形，可以将扇骨形的顶盖拉开，置入笔墨，其形制不及后来小巧，武士可以将护身的匕首藏匿其中。江户时代的矢立以笔筒接连墨壶的柄杓型为主，但扇形矢立仍然在文人之间传用。松尾芭蕉在其传世之作《奥之细路》中，便在开篇使用了“打开矢立”这样的说法借拟提笔写作。进入宽政时期，分离型的矢立曾流行一时，但很快就回归到一体型的主流形制，并开发出兼配算盘、发簪、短枪等各式造型的矢立，以配合不同人群的使用。幕府末期至明治初期，矢立已经演化为图中小巧精致的形态，毛笔被制作得更加短小以便收入其中。在传入中国之后，矢立普遍应用于文吏手中，随着钢笔的引入与普及，渐渐淡出了人们视野，仅当作文物在流传。
如今，文房墨斗的价值，是根据其年代、材质与工艺水平来决定，如果造型颇为别致，柄中配有原装毛笔的则更为珍贵。收藏文房墨斗的乐趣，除了收获一份清供文玩中所固有的雅趣，还在于它对文玩史的意义，是古代文房用品向现代文具演变中的转折性代表，体现着中日文房用品文化的历史交流；其工艺技法集质地，造型，刻工，诗文，书法，篆刻于其上，凝聚了日本铜作工艺的精髓，既具文化内涵，又富有艺术美感，会心得趣，玩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