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乾隆朝宫廷仕女画作为一种皇权下的艺术，自然带有鲜明的乾隆朝宫廷文化的烙印。这一烙印首先表现在皇室对绘画的创作执行严格的审查制度，从而令画家们没有创作的自主权。正如宫廷史学家聂崇正先生所说:“皇帝对宫廷画家的控制，除去表现在赏、罚方面外，还表现在对他们作品的内容有很严格的规定。在宫廷中供职的画家决不能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趣味和想法进行绘画创作，而处处需遵从皇帝之命。”画家画什么，由谁来画，画的尺寸大小、质地以及落款的格式等，都要由皇室通过太监直接指定。不仅如此，金廷标、陈枚、丁观鹏等人每每要先画出样稿，皇帝首肯后才能依此画正式的图，图成后还要由皇帝过目认定。由此导致宫廷画家在创作过程中失去主动性，也限制了他们才华的发挥，使其作品在皇室“统一”的格调中失去了艺术的个性。
这一烙印其次表现在，它与同时代的民间仕女画不同，也与唐、宋、明等各朝的宫廷仕女画有所差异。正是这种不同、差异的存在，突出了乾隆朝宫廷仕女画鲜明的“宫廷性”和“时代感”。
宫廷性主要是通过与民间仕女画家在题材的取向、创作手法的表现以及款、印、诗题等方面的比较而显现的。
在画作题材的取向上，宫廷画家们创作的题材范围极为狭窄:一是绘带有褒功挞过之意的烈女贤妇形象;二是绘反映宫苑女子们闲居生活的美人图。乾隆帝在仕女画创作上始终遵循“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的艺术宗旨，因此，他令宫廷画家们创作了众多带有兴衰诫鉴意义的仕女画。如谕令金廷标创作的《孟母移居图》、《冯婕妤挡熊图》、《曹大家授书图》等作品，皆取材于汉刘向的《列女传》。《孟母移居图》讲述的是邹孟轲之母为了教育好儿子，三迁居所选择佳邻的故事;《冯婕妤挡熊图》(图1)弘扬的是冯婕妤危难之中舍身救主的精神。汉元帝曾带嫔妃及众臣观看斗兽，一只熊从兽栏中冲出，直奔元帝而来，众人吓得四处逃窜。此时，随行的妃子冯婕妤挺身上前，将熊引开，护住了汉元帝。
乾隆帝对纯粹用于观赏的女性生活题材画也很感兴趣，不过他只关注于宫苑女子们的生活。在他的谕令下，宫廷画家们创作了一系列反映贵族女性生活场景的作品。如金廷标的《仕女簪花图》(图2)绘晨起的宫廷女子对镜理妆的情景。所绘女子为了取得良好的照镜角度，不禁起身而立，双目注视着桌上的铜镜，同时，左手缓缓地往云鬓上插玉簪。陈枚的《月曼清游图》为12开的册页组画，分别绘的是宫廷嫔妃们一年十二个月的深闺生活:正月“寒夜探梅”、二月“杨柳荡千”、三月“闲亭对弈”(图3)、四月“庭院观花”、五月“水阁梳妆”、六月“碧池采莲”、七月“桐荫乞巧”、八月“琼台玩月”、九月“重阳赏菊”、十月“文窗刺绣”、十一月“围炉博古”(图4)、十二月“踏雪寻诗”。宫女们三五成群地行进在以界画表现的亭台楼阁内，或者是细笔勾染皴点的花石下，感受着富贵闲逸的宫苑生活情趣。丁观鹏的《宫妃话宠图》(图5)绘5位发髻高挽的古装宫妃，手执纨扇，慢声窃语，在花草点缀的庭台上惬意消夏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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