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福星
当代著名美术史论家，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澳大利亚视觉艺术委员会主席的奥班恩说过：“在我看来已经被美术馆收藏的画，在对其作出相对客观的评价之前等50年的时间是必不可少的。”①他的意思是说，对于美术作品的评价，需要拉开时空距离。今天，在经过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回望中国17年版画，我们的认识可能会少一些偏激、片面和浮浅，可能会多一些平和、切实和深入。
新中国17年（1949—1966）版画是对建国前解放时期木刻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它保持并发扬了解放前新兴木刻的现实性、大众性和革命性。也主要因此，版画依然一度在美术诸画种中处于一种特殊的优越地位。从总体看，新中国17年是中国社会相对稳步发展和秩序化的阶段，它为新兴版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极为适宜的外部条件。处于彼时期的版画自身旺盛的发展机制和极为适宜的外部条件相互促进，使17年版画得天独厚地得到充分的发展，达到现实主义美术的高峰。
这一时期版画的题材比以前大大地拓宽了，但是，它本身的性质决定其题材终竟只以社会性内容为主。所谓社会性内容，也就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全部题材大体上归纳为五类：第一类，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生产建设的题材。这类作品如李桦《征服黄河》、武石《最后一根钢梁》、荒烟《汉水大桥工地》、黄新波《横断南海》、梁永泰《从前没有人到过的地方》、丰中铁《新安江电站》、刘旷《找水源》、张作良《排障》、晁楣《北方九月》、杜鸿年《春的喧闹》、陈天然《山地冬播》，等等。第二类，反映解放后人民新生活的，如李少言《老街新貌》、牛文《东方红》、徐匡《乡村小学》、李焕民《初踏黄金路》、力群《春夜》、王琦《北海之春》、董其中《山村秋景》、赵宗藻《四季春》、修军《秋》、吴燃《河畔》、吴凡《小站》、张祯麟《打麦场上》、黄丕谟《黄海渔归》、朱琴葆《春》、李习勤《社干会上》等。以上是最主要的两类题材。第三类是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如彦涵《埋地雷》、古元《人桥》、扬纳维《广州起义》、黄丕星《红军过雪山》、刘蒙天《强渡大渡河》、张奠宇等《斗霸》、赵延年《抗议》等，还有作为文学插图的宋广训《飞吧，你飞呀》。第四类是国际革命与对外友好的题材。作品如：赵延年《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宋源文《赤道战鼓》、刘岘《麦绥莱勒》、沈柔坚《歌德故居》、李平凡《我们要和平》等。以上四类题材都属于社会性内容，占17年版画的绝大多数。第五类是表现风景和花卉的自然题材。作品如古元《玉带桥》、杨启鸿《日出》、梁栋《颐和园》、吴俊发《茅山颂》、张新予、朱琴葆《绿遍江南》、张路《虹》、林军《巫峡》、路坦《早春》、李宏仁《松鼠》、力群《瓜叶菊》以及刘岘为郭若诗集《百花齐放》的配图等。
以上所列举的近50件作品都是那个时期代表性版画家的代表之作。对于现实主义美术来说，题材是作品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当时在《美术》杂志上曾经开展过关于题材对于作品意义的讨论。以为题材的大小、轻重与作品的价值、意义没有任何关系即“牡丹好，丁香也好”的观点，引起强烈的反对意见。客观地说，对于以社会性题材为主的现实主义美术创作，题材与作品主题的价值取向确乎密切相关。那是一个把作品的思想性乃至政治性视为评价艺术作品首要标准的时代。《开国大典》和一幅普通的山水画或花鸟画的分量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17年版画的题材实在是太集中了。所以如此，因为它们承负着现实主义艺术共同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也就是说差不多所有的这些作品，都在努力表现同一个基本主题：人民爱戴共产党和新中国，并正以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忘我劳动，如此而已。
主题当然须要通过艺术形式来表现，版画家面对这些题材，是如何表现的呢？从总体看，版画作者基本上采用了写实方法，通过对具体人和景物的描绘，通过一些情节、生活细节、场景、人物形象或动态，创造出一定的“实境”，作品总是清楚明确地告诉读者这件作品和和作品中的人物“是什么”、“做什么”或“怎么样”，从而使读者进一步了解其中的意义乃至思想性也就是作品的主题。例如在那些反映生产建设的作品中，总要交待出环境、场景，是荒山野岭还是山村田间。是在架桥还是在拓荒，如此等等。那么，作为一般欣赏的惯例，读者则须要通过这种场面和气氛，理解到架桥或拓荒正是表现了劳动人民的豪情壮志、冲天干劲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如果读者意识到这一主题，那么，他也就从中受到了感染和教育。这正是现实主义美术的宗旨、特征、功能和价值。
在表现形式上，现实主义版画与那些诸如抽象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美术作品不同，前者不像后者多以视觉的形式使读者产生相应的感受，而且，它们大多不须要读者从中获得所谓的某些理念性的主题，只要得到某些感受就可以了。在这里，还要提到的是，17年现实主义版画作品的写实造型中，不仅流溢着版画所特有的“版味”，而且，一些作品还融汇了写意性、装饰性，加之一些作者浪漫主义诗情的渗入，使这些作品也具有浓厚的抒情性或装饰意味。江苏水印木刻和北大荒版画不乏这方面的作品。还有少数作品运用了一些并非完全现实主义的手法，而形成在当时较为突出的风貌。如黄新波《年青人》形象的高度概括和视觉形式的强化，使之带有象征主义的意味，董其中《送春肥》吸收民间剪纸的形式，作品富有构成倾向。
